读《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

同以独生子女政策为题目,相比易富坚的《大国空巢》这本书更具可读性。这本书以记者的视角,通过对个别事件和人物的报道,分析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每个事件和人物的采访报道仅窥豹一斑,但窥的角度多了,可见全豹。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之一是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必要的。即使不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对晚婚晚育的大力宣传,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养育儿女经济成本增加,社会平均生育率也会逐渐下降。这一论点的佐证来源于对中国几个没有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地区,及其他情况相似的邻国近几十年来人口发展变化的统计分析,虽然有些立论还有待商榷,但也还算有说服力。然而矛盾的是,作者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未来经济发展创巨痛深。但如果前一论点成立的话,即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大局无关痛痒,那后一个论点就站不住脚了。

放下国家大计不谈,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制执行其不人道的一面是任何良心未泯的人都不能否认的。即使退休的前计生办公务员,每每谈起当年的所作所为,也鲜有不赧然汗下的。个别地区某些孤儿院竟然勾结地方计生办,花钱“购买”计划外超生的婴儿,然后再以孤儿的身份供人收养。收养人往往来自海外发达国家,孤儿院通过收取高额手续费或接受慈善捐助牟利。怀孕后期强制引产更是与谋杀无异。中国领导人在面对国际社会谴责时,竟可以言之凿凿的声称中国没有“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可悲的是一手论证并策划独生子女政策的官方学者并不是人口学科班出身,而是从国防科技转行半路出家的。当年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论证借用了控制论复杂的数学模型,但仍未能准确模拟诸多影响人口的因素。现代人口学认为长期人口预测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以当前科技手段无解。这项披着华丽科学外衣的社会实验没有进行局部地区小规模试点推行,就直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上马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灭四害等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还并未被人们遗忘,这一幕似曾相识。持续低生育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未来高度老龄化社会的种种问题对中国政府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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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Deng Xiaoping’s Long War: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1979-1991》

我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越战争最清晰的记忆莫过于儿时某年春晚一炮走红的拥军歌曲《血染的风采》。那时只知道中国和越南在一个叫老山前线的地方进行攻防战,至于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首都的红领巾们漠不关心,大人们也语焉不详。初中高中的历史课本里是否有关于这场战争的章节我已毫无印象。持续十余年之久的中越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后一次大规模战争。虽然这场战争的规模和国际影响与之前的中美韩战和美越战相比要小得多,但对于刚刚结束十年浩劫,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场战争的发起和影响都耐人寻味。

相比刚刚读过的《大国空巢》,这本《Deng Xiaoping’s Long War》要扎实的多,称得上严谨的学术著作。虽然公开的有关中越战争的历史文件较少,作者还是通过归纳总结从各方搜集的资料,深入的剖析战争起因,详细描述战争进程及主要战役,评估战争对交战双方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影响。这场战争在伟大改革导师眼里是“政治的延续”: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冷战美苏两极的失衡,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民族间的仇恨,“最可爱的人”在民众心目中逐渐丧失的崇高地位,诸多因素共同促使邓选择了与昔日的革命同志枪炮相向。

中越战争的过程从技术层面和上乏善可陈。双方以步兵陆战为主,虽然战前动员了空军和海军,但这两个军种都没有实际参战。陆战所采用的基本是落后惨烈的人海战术,一个山头的攻守可以随便夺走几百甚至上千人的生命。战争初期,中国本打算对越南实施陆路版的“闪电战”,给予迅速沉重的打击,然后全身而退。然而久疏战阵的解放军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没能贯彻这一战术,最后只是勉强完成了任务,效果大打折扣。越军主力部队并没有在这次突袭中受到重创,放虎归山,为后来一拖就是十多年的边境冲突埋下了伏笔。

对越的闪电突袭并没有完全达到中共此战的政治目,越南未从柬埔寨撤军,也没有改变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随后在老山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是中国消耗越南的另一手段。两国国力相差之大,这种战术注定了越南的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度把老山当作了练兵场,各个兵团轮番上阵攒经验值。对需要筹码进行博弈的政治家和渴望武爵武任的将领来说,这场战争是一个机会。但对于两国矢石之间的士兵和战区百姓来说这是个极大的悲剧。中国与越南接壤的边境省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其他省份参军的士兵眼见着家乡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自己却随时可能他乡埋骨;越南在失去苏联这个靠山后更是民生凋敝,财匮力绌。

20实际90年代初中越关系正常化,在各方压力下越南终于从柬埔寨撤军,并向中国领导人承认以往政策上的错误。两个共产主义国家一夜之间从仇敌又变回了“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为了展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诚意,对这场战争各种形式的媒体记录从此渐渐淡出天朝百姓的视听。这是一场没有纪念碑的战争,只有当那首《血染的风采》再次回响于耳边的时候,人们才会依稀想起那些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年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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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半本《大国空巢》

易富坚的《大国空巢》荣登大陆禁书榜(据说大陆已有阉割版),我只在网上搜到了前三章的文字,本篇书评仅就我所读到的部分而论。天朝三十余年的一胎政策刚刚淡出历史舞台不久,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可惜《大国空巢》颇为平庸,并不是我所期待的能够盖棺定论的社科著作。

本书前三章的基本论点可以总结为人口不是负担而是宝贵资源,限制人口发展是美国别有用心的以限制发展中国家为目的而借由非政府组织推行的秘密政策。人口究竟是负担还是资源,窃以为取决于国家地区的综合条件,并不能一概而论。作者一再引用二战后许多国家劳动力不足,经济疲软的例子,强调人口的重要性。的确有些国家经济衰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降低,但correlation不代表causality。比如易认为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一蹶不振很大原因是由于出生率过低。反思日本经济发展的著作不在少数,无庸赘述。人口因素是经济衰退诱因,还是附带症状,有待商榷。

作者对联合国人口基金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提高妇女地位等人道主义项目都只不过是伪装下的“人口控制”项目,真实目的在于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使得其资源可以为美国所用。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背书在国际社会上确实饱受非议,也使其一度失去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就此武断的否定其大部分人道主义项目却令人难以信服。

抛开立论不谈,这本书的文笔乏善可陈,议论平淡无味,语言贫乏。常常是干巴巴的抛出论点,然后罗列数据,缺乏深入的分析。作者还频繁引用一些著名人物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论点。窃以为“引论”这种方法也就是中国中小学生议论文才用的手法,往圣先贤的一句话可以用来概括观点,但不能用来当作真理或证据。

以往每每能从天朝禁书榜淘出好书,这次是看走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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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晚清七十年》

作为史家立言,唐德刚教授这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无论从结构还是从语言上都略显松散随意。少了些学术著作的工整与严谨,多了些杂文的犀利与幽默。有些章节分明是很好的杂文。可惜我是抱着史书的期待开卷的,难免有些失望。本书很多文字实在是作者若干年海外教书的讲义及发表的文章,择其与近现代有关的篇章成集。汇总时似乎没有仔细的整体梳理,结果常有旧话重提或者偏离题目的段落。

晚清七十年是中国巨变的年代,有太多的事件和人物值得专门著书立说。题目之大,使得这部书花在每个小题目的笔墨很有限。本书有的章节微观某个历史人物,比如胡适,评说功过,杂以个人见闻。有些章节宏观历史事件,剖析前因后果,指点江山。可惜对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显得隔靴搔痒,蜻蜓点水。

现代中国发展飞速,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每十年就可以更新,并回顾检验十年前的论点和预言。可惜能独立公允的为中国著史,且能接触到一手资料的史家,放眼当今世界有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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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历十五年》

养娃之余用夹缝时间读完了这本当年红极一时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风格独特,既不像一味掉书袋的学术著作,也绝不是一味迎合读者大众的野史演绎。标题是“万历十五年”,但内容所涉远远超出了那短短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只是个引子,作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万历年间几位重要历史人物一一评说。有思想哲学层面的剖析,也有生平事迹的记述,语言生动之处颇有历史小说的味道,读来并不觉乏味。万历年间这几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有文有武,有的入仕,有的在野,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人生的终点,或者整个人生都被悲剧色彩所笼罩。作者的观点是个体的悲剧是当时体制下的必然。明朝中后期文官统治体制成熟完善,在庞大的文官团体面前,即使是集权统治的最高领导者皇帝也常常无可奈何,不得不屈意求全。文人统治依靠的不是完善的法律,而是千百年代代相传的孔孟之道,而对孔孟经典的解释权又掌握在文人们的手里。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階段,以德治天下都只不过是痴人说梦,或者根本就是文人阶级用來维持特权的道具。中国在這个落后的社会制度下运行了几千年,到了明末,财匮力尽,民不聊生。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若当权者形成独立的集团,最终都不免以维护自身集团利益为首要目的,不惜牺牲民生国力,仁义道德只是说给庶民听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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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

耐心的,我等待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心中充满喜悦与紧张。看着老婆日渐隆起的肚子,我试着想象自己为人父的样子。从小到大,“家庭”一词一次次变化着概 念。儿时家庭是父母、奶奶和我;青年时出国留学工作,家庭更多的是在异乡的朋友;恋爱结婚后家庭逐渐凝缩成二人世界;2014年秋的某一天家庭将回归最初 的那一幕,只不过我将扮演另一个角色。人生旅程中人们结伴而行,每一站有旧人离开又有新人加入。生活总会给我新的课题,愿我永远保有赤子之心,愿你遇到的 昨日的我永远不是最好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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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几本关于西藏的书

最近断断续续读了几本关于西藏的书。奥地利登山家Heinrich Harrer的《Seven Years in Tibet》和《Lost Lhasa》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My Land My People》,对照当年的历史课本和红色宣传片,我对西藏有了个模糊的稍微平衡一点的认识。这次读的这几本书站在与天朝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讲述西藏上世纪二战末到新中国建立初的事态变迁。且不谈西藏在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是否是主权独立国家,对这一敏感话题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知识支持任何一方的观点,且只谈谈我对藏地文化民生的浅见。

藏人笃信佛教,佛教徒相信今生的苦源于上世的孽,今生的善积累下世的福。虔诚的宗教信仰,加之与世隔绝的环境,使人们并不执着于物质享受,甚至长久的生命。不管是天朝的宣传材料还是Harrer的传记中都不掩饰藏人普遍物质上的贫穷落后。劳动工具原始,耕作技术落后,医疗卫生条件非常差。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都一直奉行中世纪式的宗教统治。历代达赖喇嘛的转世是西藏精神和世俗的绝对领袖,是“雪域最大的王”。当然如果某代达赖个人能力不足,实际掌权的也可能是其他大喇嘛或者执政官。纵观历史,没有人会否认宗教统治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人们往往借宗教之命作出灭绝人性的暴行。但相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佛教相对包容。至少虔诚的佛教徒严禁杀生。历代达赖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佛教教育,西藏的宗教统治相比其他地域其他宗教要显得温和一些。

新中国建国已始,马克思主义者信心满满,志在解放全人类。进驻没有正规军的西藏只不过是牛刀小试。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社会制度,其他制度下生存的劳动者都身处水深火热。而达赖喇嘛和Harrer书中,西藏人民则精神富足,安于清苦,幸福指数颇高。天朝的宣传完全为政治服务,而达赖喇嘛和Harrer所接触的大都是西藏贵族,这两种立场的叙述都不能令我信服。可惜在当前重重烟雾笼罩下,一届百姓的我很难辨清那些是藏人自己的声音,那些是伪装下的喉舌。

心中的幸福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么?虔诚的教徒通过信仰获得,享乐主义者通过消耗物质获得。无论心中幸福与否,残酷的现实是落后的民族面临被淘汰的危机。一次次科技的进步加大了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的差距,而人类的野蛮程度丝毫没有减弱,相互残杀的效率与时俱进。如果把西藏人和北美印第安人时空对换,恐怕二者的命运与现在也大同小异。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在自传中提到,他认识到西藏远远落后于世界,意在改弦更张,可惜来不及推行,便山河不在了。历史无法假设。

对古老文明的保护是隔离还是革新,这又是一个有趣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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